历史开讲
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这句诗道出了苏轼的凄凉人生。他从湖北黄州被贬，辗转至广东惠州，再到海南偏远的儋州。62岁的他历经磨难，仕途坎坷，行走的路多是崎岖难行的荒道，经过的地方多不敢接待他，那些对他表示善意的官员往往遭到撤职。直到65岁时才得以赦免北归，然而次年就在回家的路上离世，令人唏嘘。
苏轼究竟犯了什么错，竟遭遇如此待遇？这要从一个叫章惇的人说起。
章惇，字子厚，与苏轼同科进士，嘉祐二年考中，名列前三十名。可是他族侄章衡夺得该科状元，令章惇耻于落后于晚辈，便毅然放弃进士身份，三年后再考，一举夺得一甲第五名。科举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对章惇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有趣的是，苏轼刚及第便遭母丧，回乡守孝三年，复出时被派到陕西路，恰巧与章惇同处一地，两人还共同负责科举考务，从此结下深厚交情。
展开剩余87%苏轼诗酒风流，章惇豪爽干练，两人交往期间留下不少趣闻轶事。
其中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是他们同游仙游潭。潭水对岸有座陡峭绝壁，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是一座细长的独木桥。苏轼胆怯不敢涉桥，是章惇拉着他过桥，还用藤条绑住身躯，飞跃绝壁题字留名。苏轼对章惇的胆识佩服不已，评价道：
“子厚奇伟绝世，自是一代异人。至于功名将相，乃其余事。”
宋神宗即位后，王安石推行变法，章惇深得其赏识，成为变法的重要推手。
而苏轼则坚决反对变法，甚至联合一群文人讽刺王安石的学生李定，试图给李定扣上“不孝”的帽子。未料李定官拜御史中丞，主导了后来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因此遭遇重大打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定还是苏轼好友佛印的哥哥。
虽然政治立场不同，章惇对苏轼并无深仇旧恨，但苏轼心里对章惇多少有怨气，发泄起来也带些刻薄。
变法阵营内部争斗激烈，章惇被贬出京，心情郁结，写诗给苏轼诉说心中苦楚，诗中大意是“我们俩都是被贬谪的同病相怜者，日后划舟相会，共饮诗酒，亲近山林”。
苏轼回赠的诗却暗藏讽刺，首句写道：
“方丈仙人出淼茫，高情犹爱云水乡。”
表面看似无伤大雅，细究章惇的身世却充满冷意。
章惇是福建人，当地流行溺婴陋俗，他本人更是私生子，父亲与岳母的私情产物，曾险些被溺死。这个阴影始终刺痛着他。苏轼对此心知肚明，显然是故意拿这一段往事戏弄章惇，表现自己的小聪明，把对方当傻瓜看待。
然而章惇才学不输苏轼，怎会不懂这诗中的嘲讽？但他性格豁达，念及旧交，或许认为苏轼只是口头耍嘴皮子，未必真怀恶意。
“乌台诗案”爆发时，苏轼被捕入狱，章惇却不计前嫌竭力营救，还当面痛斥宰相王珪。
“乌台诗案”看似严重，实则多为演戏，苏轼本人也将事情搞得复杂，我曾详细论述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。
苏轼脱险后，多数亲友敬而远之，唯有位居朝中重臣的章惇频频写信慰问，让苏轼感激涕零。
变法风云起伏，章惇与苏轼的命运也随之波动，但苏轼却做了一件令人唾弃的事。
苏轼的文学成就为他赢得了后世盛誉，掺杂不少趣闻轶事，令他看起来人格魅力十足。但实际上，在当时他的人品遭到诸多质疑。他在支持与反对变法的阵营间游移不定，令双方均鄙视其投机取巧。
变法初期，苏轼和多数人一样表示支持，但王安石推行的“青苗法”激怒了士绅阶层，他们一致反对，苏轼遂公开转向反对，与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一起造谣抹黑，甚至暗示王安石“叛国投敌”。
苏轼塑造了一个“反对派”形象，虽然因此遭“乌台诗案”打击并被贬，但每当新法失势，苏轼等人又被重新起用，他能居高位几乎全凭这一“人设”，而非实务能力。
王安石罢相归隐后，苏轼曾拜访他，二人表面和解。王安石去世后，苏轼又连续上书，极力将其打成“奸佞”污名，这一形象甚至延续至晚清。
司马光等人复出掌权时，苏轼却转头支持自己曾反对的“免役法”，以抗衡司马光；当变法势力回升，苏轼又重拾“反对派”身份，继续揭露新法弊端。
苏轼的行为风格就是如此反复无常，而在对章惇的态度上更显小人一面。
王安石之后，章惇成为变法核心人物，司马光等旧党在宣仁太后支持下图废新法。章惇辩才无双，嘲讽怒斥旧党，将他们激怒至极，旧党只能发动弹劾，指控章惇不敬，最终他被贬。
令人心寒的是，这次攻击的主力竟是苏氏兄弟。
苏辙上了一份弹劾章惇的奏折，理由荒诞无稽。明明是司马光等人废新法出错，却怪章惇不阻止，目的是看司马光出丑。更指章惇怀私怨害公义，不适合掌管军政大权，边疆危急时，他必将误国。
这正是苏辙惯用的诡辩手法。他曾抨击一贯节俭的宋仁宗奢靡骄横，曾因邀功激怒王安石而无法获诏书。如今不弹劾司马光，却反诬章惇，甚至断言他将害国，结果章惇被罢职。讽刺的是，西夏犯边时，司马光等主张割地赔款求和，章惇坚决主战，主张斩杀议和者。
苏辙与苏轼关系密切，苏轼不但未劝阻弟弟，甚至在章惇被贬五日后，再次给章惇补刀。
苏轼上了一份奏折，指控王安石、章惇等人谋求边疆功绩，虽有小功，但误人子弟，祸害无穷，导致兵祸连绵。
可苏轼此前对章惇却颇多赞美，在书信与赠诗中极力称赞他的开疆功绩，如“功名谁使连三捷”、“将军结发战蛮溪”、“近闻猛士收丹穴”等，转眼章惇失势，苏轼便彻底改口，昔日功绩变罪行。此即苏轼反复无常的典型体现。
当年“乌台诗案”时，章惇足够义气，与宰相翻脸救苏轼，苏轼事后也写信感谢：
“轼自得罪以来，不敢复与人事，虽骨肉至亲，未肯有一字往来。忽蒙赐书，存问甚厚，忧爱深切，感叹不可言也……一旦有患难，无复有相哀者。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，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，真与世俗异矣。”
那时苏轼感激涕零，却没想到日后会翻脸无情，拔刀相向，将抨击章惇视为攀升的阶梯。
恩将仇报，落井下石，苏轼兄弟的品行便是如此。
未料哲宗亲政后，章惇重新起用，推翻司马光等人举措，新法得以延续。章惇怎么会忘了苏轼的背叛？为出这口恶气，才有苏轼晚年凄凉的遭遇。
章惇在后世名声不佳，也与他对苏轼的态度有关。
很多人不了解内幕，不知苏轼恩将仇报，却又被其才情吸引，便对章惇猛烈抨击。然“承天一柱，判断山河”这一评价，却足见章惇对北宋政局的重要贡献。
未来的光明隐藏于黑夜之中，静待曙光降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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